拜读了钟敬文先生的《不废胸头一像高》(《中华读书报·家园》4月5日)一文,实在不能不为他七、八十年如一日的“鲁迅情结”所感动。钟先生为我们后辈学子树立了一个不计个人恩怨,知人论世,大义为先的光辉典范。
钟先生说:“我从年青时起,就是鲁迅的崇敬者……”这是一点不错的。翻开鲁迅1927年初的日记,就会看到多次“钟敬文来访”的记载。在第一次访问后,钟先生曾写了一篇《记找鲁迅先生》,记下了访问经过,也记下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自己的强烈印象。关于为什么要去访问,文章这样说:
这很明白,一方面,想代表广东青年,对于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,时代的战士(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的敬佩,与其说在文艺上,毋宁说在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,至少,我个人是这样想),表示诚意的欢迎,一方面,瞻仰丰采,以释数年来倾仰的私怀。
在当时的广东进步青年中,钟先生的这个看法和态度,具有很大的代表性。正是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,钟先生在是年五、六月间编成了《鲁迅在广东》一书,七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该书收录了关于鲁迅的访问记、印象记之类十二篇,鲁迅在广州和香港的讲演记录稿三篇,杂文一篇。这是继台静农先生编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(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)之后的又一本关于鲁迅的专集,在鲁迅研究史上同样具有重要价值。
然而,对这本书,鲁迅先生却甚为不满。他在给北新老板李小峰的信中提出了如下三条要求:
一、将书中的我的演说,文章等都删去。
二、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(袁按:即“鲁迅著”)改正。
三、将这信在《语丝》上发表。
此外,鲁迅还说:“看了《鲁迅在广东》,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。我想,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,才可以称为‘鲁迅在广东’。”
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钟先生编的这本书?十五年前,我曾在《鲁迅研究史》上卷(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)中简单论及,现在有必要稍加补充:
1)鲁迅认为收入书中的他的讲演记录稿皆未经他过目、审阅,很不准确;特别那篇名曰“杂文”的《读书与革命》,多有出入;
2)售书广告上署名“鲁迅著”更要不得(但这与编者钟先生无关);
3)鲁迅在广州亲历了“四·一二”、“四·一五”大屠杀,目睹了许多革命青年被杀害,在对这些青年营救无效后,他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中文系主任的职务。这深深的感慨与义愤,需要“几十页白纸”才可写尽,现在的《鲁迅在广东》怎能表现呢?
4)鲁迅把钟敬文当成了顾颉刚的好朋友,而他和顾颉刚则一向不睦。
前三点都不难理解,而第四点却大大委屈了钟敬文先生。其实,钟先生虽与顾颉刚先生相友善,但充其量只是文友,谈不到任何不正当关系,更没有联手反对鲁迅,大可不必“爱乌及屋”,对他编的有关自己的书态度冷淡。何况鲁迅、顾颉刚二人的交恶,虽有原则是非,但也夹有不少误会呢?至于《鲁迅在广东》收入的鲁迅的几篇讲演(那篇杂文也是据讲演稿整理的)记录稿,虽有很多不准确处,但并非有意歪曲,应予体谅和指正,未可一概抹煞。至于事先未经鲁迅先生本人审阅,是一较大疏漏,但恐怕也与急于出书有关,并无什么恶意。再说,当时鲁迅先生于中大辞职后,移居广州东郊白云楼,闭门谢客,钟先生想要访问请教也有困难。总之,钟先生编辑《鲁迅在广东》功不可没,鲁迅先生是应该予以体谅、肯定的。
难能可贵的是,钟先生始终不介意鲁迅先生对《鲁迅在广东》的不满和冷淡,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不断从鲁迅的“言论和行动中得到滋养和启发的学生”。他不断撰写悼念鲁迅的诗词,研究鲁迅的论文,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时,他更出版了论文集《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》以及译文《鲁迅的印象》。对于鲁迅,他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总体评价:
对于评论像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特别是民族文化斗士,首先———或主要应该看到他那不可企及的地方,看到他对当时乃至于未来的巨大作用……要着眼于他的大处,要处!至于其它一些次要的事情,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,失误,那就应该看得轻淡些……不要轻重无别,乃至于轻重倒置。
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科学的、实事求是的总体评价,钟先生才能够七、八十年如一日,“不废胸头一像高”。这是钟先生多么令人敬重的“鲁迅情结”!